读《章士钊传》（白吉庵著，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版），始终困惑于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传主本人的从政入阁。在章士钊一生中，这件事可以说是最大的败笔。但章氏何以如此，又何至于如此呢？
善交游，是章士钊一生的重要特点。所交者，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总体上看，要么是有个性、学问之人，要么
段祺瑞即是一例。论者以为，章依附段，是由于他传统的交友之道和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但两个理由均是章致他人信中的自我辩解，本身就令人生疑。其实，在关键问题上章本人也自相矛盾。如他给吴稚晖的信中，称与段并无交情，但在致章太炎的信中，却又说受其恩惠。
在《答稚晖先生》中，章士钊说他与段祺瑞是“一见倾心”。但观章氏一生，能让他“一见倾心”的人，并不多见。数起来大约都是些权贵或者领袖级人物，如张学良、杜月笙、宋哲元以及解放后的毛泽东等。章士钊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受到他们特别的重视和百般的照应是肯定的。但在他本人，总是处在“被养”的境地。梁漱溟所说“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又附记》，《梁漱溟全集》第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版，第１１７页），一点儿也不假。人到中年后，章士钊生活上的传统贵族气，气质上的腐朽气，多有显露，现实地看，这也让他不能不有所依附。
章士钊入段祺瑞政府，确实有他所谓“小行其志”（章语）的企图。但成“帝师”，辅佐“段执政”之心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仅是在为段找到“执政”这个名义上，他立下了头功，就是以后，他也极尽犬马之劳。段祺瑞让章一身兼二职（司法、教育总长），体现出的是充分的信任，而他的努力配合，也让段祺瑞执政府得到巩固。他们彼此配合得不可谓不默契。１９２５年的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教育部禁令，１９２６年的“通缉令”，或与之有关，或直接出自他之手，这些看起来是身不由己，但自主的成分，也还是有许多。
章士钊入阁履行政务，可以说让他内在的守旧气质显露无遗。作为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者，于现实中却全无此精神气质，确实令人费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骨子里的传统专权意识未脱，而人性中的弱点，也助长了这种传统的劣根性。
１９２５年章任部长的教育部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的禁令下达后，连当时的报纸，也急呼看不懂。因为十年间，章士钊变得实在太快。《晨报》有时评说：“总观昔日章氏之见解，与吾侪若合符节，何其一登国席，便以有碍邦交，不许国人公然反对二十一条，又何以借口士习嚣张，抑制学生公然活动，此吾侪翻读章氏十年前旧作，所以不胜今昔之感也。”（转引自《章士钊传》，第２０８页）
其实，这样做，对章也是履行职责，他身居要职，在那样的“执政府”中，是没有义务向下负责的，这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治道。他只是向上，也在向平行及当事的部门（如京师警察厅）负责。于是，牺牲者只能是学生。
之所以涉及人性的弱点，是因为学生们抄了章的家，还不止一次。这也让章士钊与学生和百姓的关系变得紧张。他本人的犟劲儿也被激发了出来。头一次被抄家，他夫人吴弱男大哭大闹并到段祺瑞处告状，以示不满。不到半年，１１月２９日，章家再次遭到冲击，章忍不住作《寒家再毁记》一文，详记两次家被冲击的情形。叙述虽极力客观，但心情可想而知。亲历“学风大坏”，应该说让章坚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而他随后对女师大采取的强硬行动，一方面是旧派作风使然，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与潜意识中的报复心无关。
对“学风之坏，已臻极地”的判断，看起来是章士钊的固有所想，但其实与段祺瑞一类的军阀的意见也相当吻合。军阀们习惯于整齐划一，对学生运动自然产生不满，而作为文化人的章士钊，不仅是对学风不满，以他保守的眼光看，学风不正，与“国学”式微有很大的关联。
客观地说，章士钊提出“整顿学风”的四条措施中，也不是条条荒谬。其中如清理教育部所欠各校债务，增设编译馆的两条，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哲学家冯友兰就写信给胡适，要后者推荐其入编译馆。（参见《章士钊传》，第２２３页）但章本人在教育界早已失去了信任，他的措施能否执行也可以想见。吴稚晖质之章士钊行为时所说的“整风宜也！惟章某何足以当之”（同上，第２３１页）一句，最能体现时人对他“整顿学风”动机的怀疑。
不过，章士钊并没有这样的敏感，他不仅一意孤行，还要变本加厉。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他以教育部名义提倡的小学恢复“读经”并非纯粹为了私利，这是他固有文化主张的一种体现。但“读经”在当时也不只是简单的文化保守派的愿望，或拯救社会道德不振的良方，它多多少少含有政治的目的。不然就无法解释军阀们为何也热衷于此。事实上，这一政策与上述“整顿学风”一样，都是章本人惯常使用的政治谋略。章士钊是最擅长将其侍奉的主人的愿望与本人的理想之间的共性部分发扬光大的。正是这样的政治谋略使章士钊既得到了他所依附的主人的宠信和欣赏，又似乎实现了他个人的“志向”。从政入阁期间，章士钊从不做有违于“段执政”的事，哪里仅是为了报答段的知遇之恩，他心里明白得很，自己是在段的愿望与自己的理想之间走钢丝。
性格因素是另一个促使章推行政策时变本加厉的因素。章士钊性格中，特立独行与固执己见兼而有之。作为舆论家，章士钊曾被胡适看作是１９０５～１９１５年政论文章发达时期的代表作家。胡适借罗家伦之口对他的评价，也相当高。不仅是文章的逻辑与文笔，章士钊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同样赢得了新派人士的赞许。秉持自由主义的新派诗人徐志摩评论章士钊时说：“对于现代言论界里有孤桐（章士钊――引者按）这样一位人物的事实，我到如今为止，认为不仅有趣味，而且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在事实上得着得力的朋友固然不是偶然，寻着相当的敌手也是极为难得的机会……我对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一次――完全不是同道的。我敬仰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合格的敌人。在他身上，我常想，我们至少认识了一个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在他文字里，我们至少看着了旧派思想的部分表现。有组织的根据论辨的表现。有血有筋有骨的拳头，不再是林琴南一流棉花般的拳头了”。（参见《守旧与“玩”旧》，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５月版，第２３０～２３１页）在文章里纵横捭阖，步步推演，勇气可嘉，道理讲得令人感佩。且独立己见，常违人言，特出高蹈，反而动之，往往成为时代的风景，然而将此执拗用于施政，却未见得能够取得成功。章士钊后来的“读经”提倡，也可以说是其它政策遭受挫折而不服输后的一次为挽回面子的反击。只是这次钻牛角尖式的反击因遭到教育界、知识界的谴责而没有成功。章士钊的老友吴稚晖看到了前者顽固不化的另一面，他说章士钊依附段祺瑞，是“把倔强人的自重处扫地以尽”。（《章士钊传》，第２３０页）而有趣的是，在政坛失意后，章士钊还作有《论败律》《再论败律》，为自己政治上的彻底失败而辩护。文中自比为老政治家，对政坛沉浮仿佛通达已久。而实际上作此文，也恰好说明他对失意于政坛的计较，以及不肯服输的心理。
显然，将当时的政治体制全盘否定，也是不合乎历史的。体制的制约至少在鲁迅免职与复职一事上体现了出来。但段祺瑞为首的“执政府”在许多方面仍是超体制的。在这样的超体制的政府中，即使是有过自由思想或信念的人，也难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章士钊的担任政务官的经历，也许就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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